谈论大学故事，我在很大程度上关注的是人。下面，就让我们转入大学教授的话题。

　　四、关于大学教授 　　

　　大学校园里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因为，学生日后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在读期间，很难有十分出色的表现，除非是在政治变革或者大动荡的年代。比如说，1919年的五月四日那一天，北大学生傅斯年充当游行总指挥，带着学生们从天安门一直向东走过去，最后演变成为火烧赵家楼。还有文革期间的学生领袖，也都很出风头。只有在这种特殊的政治环境中，学生才有可能得到很好的发挥，也才可能有故事流传下来。除此之外，大学校园里广泛流传的故事，大多属于教授们。 　　

　　接下来的问题是，哪些大学教授常被追忆？哪些大学教授盛产传说与故事？在我的印象里，最容易被传颂的，是人文学科的教授。本来，现代大学和古典书院最大的不同，在于自然科学知识；现在学校评比、算硬件的时候，也是理工科的教授最重要。可一旦转化评价体系，不从量化的角度，而从故事的角度着眼，文科教授自然占主导地位。有一位理科教授很谦虚，说文科教授讲国学，影响大，在世界上独一无二，别人无法比；而我们理科的水平，跟世界一流比，还有一段距离，所以不太被记忆。我认为不是这个原因，而是因为，文科教授的工作比较容易被大众理解。你做文学、史学，比起那些做高能物理或分子化学的教授，更容易被大众接受，所以社会知名度高。但知名度高的教授，在科学研究方面，不一定成绩就大。也许，真正对社会贡献大的，是那些知名度不太高的理工科教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理科学生对他们的导师可能也很崇拜，但他们不会写，或不愿意写。而文科的学生擅长舞文弄墨，他们毕业后分散到五湖四海，谈到校园生活时，肯定会涉及到自己的老师。所以，大学文科教授，很容易成为大学生追忆的对象。第三，所有的追忆文章，关注的都是教授的性格才情，而不是具体学问。这也是性情比较洒脱的文科教授，容易被大家理解并传诵的缘故。就像刚才说的，没有读过陈寅恪的书，照样可以欣赏、崇拜陈先生，根据什么？根据的是关于陈先生的故事。比如陆键东的《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就比很多讨论陈寅恪史学思想的著作要容易接受，影响也大得多。很多人正是因为这本书，理解、亲近、景仰、崇拜陈寅恪先生的。同样，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编撰的《北大旧事》、《老北大的故事》等，影响也很大，这让那些校史专家很不高兴。因为，他们认为我的说法不全面，只关注有趣的人物，而忽略了很多同样成果卓著的好学者。 　　

　　没错，被记忆的，不一定就是学校里最优秀的教授。换句话说，当我们在传诵某教授的故事时，其实是有选择的，这跟我们对这所大学的“性格”的理解有关系。我选择了某一类型的传说与故事，代表着我欣赏这所大学的某一侧面。这种言说策略，确实跟校史专家不一样。换句话说，喜欢传播大学故事的人，其实心里有自己的喜怒哀乐，也有自己的爱憎，借选择故事表达自己心目中的大学精神。传什么，不传什么，大有讲究。所以，现在流传广泛的北大传说、北大故事，过滤了很多原本存在但不被大家欣赏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大学故事不是大学的真实历史，更像是我们希望这所大学成为的那个样子。北大、清华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下面我举一两个大家比较生疏的例子。 　　

　　前年秋冬，我在台湾大学讲学，最让我感动的，是这么两个教授的故事，一个是傅斯年，一个是台静农。傅斯年以前在北大读预科和本科，1919年毕业后赴欧留学，1927年归国，以后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1945年代理北大校长。国民党溃败到台湾，他当了两年台湾大学的校长。为了意识形态需要，国民党政府整肃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