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以外，我想谈谈台静农。早年跟鲁迅有较多交往的台静农，后来到了台湾，成为著名的杂文家和书法家。台先生在台大中文系教了几十年书，影响很大。让我感慨不已的是，多少年过去了，真的是斗换星移，可台大学生仍还记得他。最近，学生们在他们自己的网页上贴了一篇文章，那是林文月先生的《温州街到温州街》。林文月是个很有韵味的女学者、女作家，有才情，又会喝酒，她翻译了《源氏物语》，也写散文，研究也做得不错。她是台先生的弟子，后来也在台大中文系教书。这篇《温州街到温州街》，说的是台大的先生们原来都住在温州街，后来中间开了条大马路，把温州街切成了两半。一边住的是郑骞郑先生，另一边住的是台先生。这两位老先生，八十多岁了，互相记挂。郑先生出了一本诗集，请台先生题签，那一天，他要把诗集亲自送到马路对面的台先生那里去，于是请林文月开车。两位老人见了面，说了几句话，互相恭敬地点点头，就走了。不久，台先生就去世了，于是郑先生前去祭灵，写了一副挽联：“六十年来文酒深交弔影今为后死者，八千里外山川故国伤怀同是不归人。”台大的学生至今仍乐于传说这两位先生的高情厚谊，这也是他们接受林文月文章的原因。事情已经过去20多年了，连林文月先生也都退休了，但今天刚入学的大学生，还会找出这篇文章来读，这点让我很感动。两个台大老教授的剪影，很传神。这样的故事，我以为，不会因为意识形态的流转而被人忘记。通过这些小故事，了解他们的长辈，也接触了这个大学的传统。在我看来，大学校园里，值得永远追忆的，不只是抽象的精神，更包括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大学就像大海，老师和学生都是水里的鱼，小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也就变成了大鱼。正是在从游的过程中，学生们通过借鉴，理解，模仿，而最终成才。但现在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时间到了，学费付了，通过考试，获得一张文凭，就这样，完了。老师和学生之间，只是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这，去古人“从游”之义远矣。 　　

　　刚才说了，老同学见面，不断有人追问我，现在大学怎么回事，为什么老出事，而且清一色都是丑闻？他甚至说：“看来，素质教育要从大学教授抓起。”我是这样辩解的：因为大家心目中，大学教授比较清高，一出事，很有新闻价值；如果是官员出事，见怪不怪，大家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人们心目中大学教授的地位还是比较高，听到各种丑闻，才会拍案而起。这就涉及到一个问题，怎么衡量和评判大学教授的道德修养？这里有两个标准，一个是最高标准，一个是最低标准。在我看来，以前的最高标准太高，现在的最低标准太低。传统中国，对“师”的表述，接近于圣人，那样的标准太高了。大学教授们扛不起那么重的牌子，于是，皮袍下的马脚，很容易就暴露出来了。现在，又有了非常通达的说法：“大学教授也是人嘛。”言下之意，出丑也没什么，很正常。这个标准似乎又太低了，就好像一句“领导也是人”，让一大批有劣迹的官员心安理得一样。这个说法，表面上是理解人生的艰难，实则大大降低了道德标准。记得我20年前刚到北京读书，前门一带有家商店发生口角，售货员打了顾客。受到舆论批评后，那商店为表示改邪归正的决心，在门口贴了一张标语：“坚决不打骂顾客！”我当时的感觉是哭笑不得，可人家很真诚，而且说的是大实话。就像今天的大学教授，如果降到高呼口号：“坚决不剽窃”，那也未免太可怜了。 　　

　　30年前，我在粤东山村插队，当民办教师。有一次到公社开会，书记这样鼓励我们：“好好干，做好了，提拔你来镇上当售货员。”1993年，为了到瑞典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我写过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