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中国人文学者的命运及其选择》(现收入《当代中国人文观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其中提到,当年北京市出租车司机的收入约为大学教师的八到十倍。每次出门乘车,总有司机问我收入,然后充满同情地说:国家对不起你们啊!我在讲台上畅谈五四时期众多同情人力车夫的诗文,实在有点哭笑不得。现在,“脑体倒挂”的现象,基本上解决了。比起劳工阶层,大学教师不好意思再哭穷了。但又有新的问题出现。
每年新生入学,我都得代表文学专业的教师,前去讲话。那一年,记得是在昌平园区,有新生提问:老师,你那么聪明,难道没有更高的追求,就甘心一辈子教书?我当时急了,慷慨陈辞大半天,博得一阵阵掌声。事后那学生找我,说他原本考经济系,是第二志愿进的中文系,父母担心他将来毕业没出路,只能去当老师。他自己也有顾虑,才这么问;没想到我对教师这职业还这么看重。不是学生的问题,在中国这样“官本位”的社会里,没弄个师长旅长当当,很不过瘾。在北大举行的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主持人再三追问:你难道除了教授,再没有别的头衔?我明白他的好心,希望加强听众对我的印象。可我还是坚定不移:就是中文系教授。在很多人看来,都这么大年纪了,没有校长,起码也得是个系主任,要不就是学会的会长什么的,什么都没有,那多难堪。
这里牵涉中国人对待学术的态度。2004年11月21日的《文汇报》上,报道英国《自然》杂志再推中文版增刊《中国之声Ⅱ:与时俱进》,同时选载了若干文章,其中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的《“官本位”助长学术腐败》。陈文批评将科研机构负责人等同于官员的做法,使得有些人削尖脑袋往上爬;另一方面,行政主导色彩太浓,使得我们无法聘请外籍科学家来当研究机构领导。我看问题比这还严重,因为整个中国社会的价值观,惟官是尊、惟官是荣;纯粹的学问,没有多少人看好。学者也不例外,工作稍有成绩,就渴望获得某种头衔,虚实且不管。而上级主管部门,往往也把“封官”“定级”作为一种特殊奖励。好学者本就十分难得,如何经得起这般“栽培”与“提拔”?
两个多月前,我曾应邀到耶鲁大学做学术演讲,那里的朋友告诉我,校方本想要著名历史学家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当副校长,但被他谢绝了。大家都说他很聪明。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潜心著述,对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要是在中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学者能抵挡得住这样“致命的诱惑”。
先是金钱的压力,后是名位的诱惑,对于大学教授来说,过了这两关,才能谈论什么独立与自尊。
五、关于师道尊严
关于大学教授的道德水准,包括社会上对大学教授的基本要求,以及教授的自我约束等,必须回到是否“尊师重道”上来。为师的不自尊,不自重,不自爱,如何了得?可这是个社会问题,而且非一日之功。关于这个问题,我想讲几个小故事。
1901年,因政见不同,章太炎给他的老师俞樾写了篇《谢本师》。这里的“谢”,是拒绝、辞别的意思,不是感谢。后来章太炎的弟子周作人,也因意识形态关系,写了《谢本师》。抗战期间,周作人落水当了汉奸,他的学生又写了《谢本师》。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很有名的三篇《谢本师》,之所以有名,是因为这种做法,代表了现代中国教育的一个特点——尊重真理胜过尊重师长。“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这确实是现代中国的一个特点,很多人都表示激赏。但我想提供另外一个思路,即章太炎的另一个弟子鲁迅,他是如何处理师生关系的。
根据许广平回忆,晚年鲁迅对章太炎其实很不以为然,因其提倡复古。但即使这样,鲁迅提到章太炎的时候,依然非常尊崇,总是称“太炎先生”。而对章太炎晚年的行为,也能作出公允的评价——既有批评,但不改敬意。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逝世;当时也已经病重的鲁迅,在10月6号和10月17号连续写了两篇文章《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天后,也就是10月1
9日,鲁迅去世。这两篇文章,都是对太炎先生曾经给予他的积极影响表示感激,对太炎先生在革命史上的意义表示赞赏,虽然也对他晚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