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一辈看待师弟之间的关系，自有其尺度，如何拿捏，端看个人修养。邓云乡写过一篇《知堂老人旧事》，很值得玩味。文章说，周作人抗战中当了汉奸，很不光彩，可当年的一些“上过伪学校当过伪学生的”，对师长落井下石，为邓先生所不耻。所谓抗战中的“伪学生”，是个很难谈的问题。大家知道，抗战时，北大南迁，留在北京的学生，不少人只能进入日本人掌控的伪北京大学。八年间，有不少学生在这所学校就读，怎么看待这些学生？抗战胜利后前来接管的傅斯年，说对于伪大学的伪学生，我们是不承认的。这话后来受到很多人的批评。因为，政府打不过人家，退守大后方，怎么能苛求这些无法背井离乡的年轻人呢？诸位不知道，今天的科学家、政治家里面，有不少是当年沦陷区的“伪”大学培养出来的。谈北大校史，这一段至今仍然很忌讳。其实不只北大，很多著名大学都有这个“历史遗留问题”，必须平心静气地对待。 　　

　　回到邓云乡的文章。周作人当年因汉奸罪，被判刑，学生中有落井下石的，也有的不是这样，比如大弟子俞平伯。周作人有四大弟子：冰心，俞平伯，废名，江绍原。特别是俞平伯，抗战中同样留在北平，没有撤出去。他们经常见面，但周作人从来没有劝俞平伯到日本人控制的北京大学去讲点课，虽然他们私人关系很好。抗战结束后，周作人被抓进监狱，这时候，俞平伯出面写信给当时的北大校长胡适，讲周作人的“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也讲其落水后“对敌人屡有消极之支撑”，同时自责艰难时刻“不能出切直之谏言”，“深愧友直，心疚如何”（参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下册71—7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这封陈情信，是旧日弟子对于走了弯路的师长的关怀与理解。邓文称，一个学者在为人上，在学问上，在大节上，有时候并不一致，在大动荡的年代里，有可能失足，这个时候，弟子对师长一辈的失误，应多点理解的同情。如此谈论师弟之间的情谊，值得我们关注。 　　

　　这里说的是师生之间在学问之外的关联，或者说情感上的纠葛。而我感慨的是，这种师生情谊，越来越淡泊。现在的情况是，师生之间，下了课，视同陌路人。钱穆在《现代中国学术论衡》里有一段话讲得很精辟：“西方人重其师所授之学，而其师则为一分门知识之专家。中国则重其师所传之道，而其师则应为一具有德性之通才。”西学东渐，新式学校兴起，整个大学教育，都是按照西方人的思路，其特征是注重知识的传授，而不太注重人格的修养。“一校之师，不下数百人，师不亲，亦不尊，则在校学生自亦不见尊。所尊仅在知识，不在人。”（《现代中国学术论衡》162、168页，长沙：岳麓书社，1986）这么做，好处是走出了过去十分严格的师道尊严，坏处是我们看待教师，只剩下了专业知识。 　　

　　记得是两三年前，有一次，我应邀到南方一所大学演讲。那天刚好是教师节，在飞机上，我正在读利奥塔写的《后现代状态》。书里说到，在后现代社会，教师这个职业有可能会消失。因为，我们可以选择一个标准的最佳状态的教授，录制他的演讲，通过远程教学的方式传播。这样，既不会出错，又很精彩，这比我们今天这些高高低低的教师要好得多。假如此说成立，那么，一个专业一两个教师就够了，其他人赶紧改行。读到这里，我出了一身冷汗。后来，我想通了，这根本做不到，不是因为技术手段，而是因为老师在学校里的工作，不只是传授知识，还有充当大鱼，让小鱼在后面跟着游的作用。更不要说什么因材施教，因地制宜等。我曾经说过，当老师很难，站在讲台上，必须照顾到班上所有学生的趣味和目光。我的经验是，眼睛看到第七排的学生（最好是男生，不要女生），这个时候，所有的学生都觉得你在看着他。课堂上显示的，不止是你的声音，也包括你的姿态，你的神情，还有你的心境。你需要跟学生沟通。有时讲课效果好，有时不好，关键在于和学生有没有交流。可以这么说，每一次成功的讲课，都是师生共同完成的。这是有教学经验的人都能领会到的。老师之于学生，不止是具体知识传授，还有日常生活中的人格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