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性福”的人在县城里，最不“幸”的人在大城市里

　　 中国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的性生活调查显示，中国夫妻当中只有２７．１％的人对自己的性生活感到非常满意，６２．１％的人比较满意，１０．８％的人感到不太满意或者很不满意。如果按百分制换算，中国人的性满意程度平均为５０．３０分，还算说得过去，可是我们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夫妻感情非常深的人多达４４％—４８％，但只有２３％—２７％的人性生活非常满意或舒服。这就是说，在争取“性福”的路上，我们还任重道远。

　　 当然，大范围的平均统计不一定具有说服力，我们需要具体的数据：究竟哪些人性生活质量高或低？调查结果有点出乎人的意料：以地域划分，县级市或县城的夫妻性满意程度达到５３．１分，农村的夫妻为４９．７分，省会城市的夫妻为４６．７分；如果对他们性生活的频率打分，分数更为悬殊，生活在大城市的人性生活最少，只有５３分，与农村人口相差无几，而县城或县级城市的人们高达６３分，比前者高出１０分之多。

　　 “许多县城夫妻的性生活着实令大城市的人羡慕。”潘绥铭教授笑道。据他分析，大城市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居住在那里的人生存压力过大，使得投入性生活的兴趣、动力和精力都减少了，而县城的人日常生活相对安逸舒适，性生活多且比较满意也就顺理成章了。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不能忽略：大城市比小城市更“精彩”，更具诱惑力，人们的感情出轨的可能性也相对较大，这无疑会对他们的夫妻性生活数量和质量构成威胁。而地域越窄，人们相互认识或关联的可能性越大，从而形成相互制约。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制约有利于夫妻之间维持专一的感情。调查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在农村，夫妻的相爱程度达到５１分，县城人下降到５０分，地级市的人再降到４８分，而省会和直辖市的人则低至不足４７分。

　　 我们一直把大城市作为现代文明的象征，但调查结果显示却令人尴尬。现代文明的进步难道要以牺牲夫妻生活质量为代价吗？潘绥铭教授对此不以为然：

　　 “首先，我们不必大惊小怪，大城市的人对生活要求的标准高于农村和县城，而标准越高，满意程度也就越低，这是一对难以调和的矛盾；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提醒身处都市的人们，不妨学学小城市人的生活方式和处事心态，在追求高标准物质生活的同时，千万不能轻视，更不能忽视夫妻生活质量，否则必然会得不偿失。”

　　 只有１６％的已婚者有婚外性行为

　　 近年来，在一些人心目中，婚外恋和婚外性行为几乎成了一种“时尚”，甚至有笑话说：现在人们一见面，不是问“吃了吗”，而是问“有外遇吗”“网恋了吗”。社会上婚外恋、婚外性行为真有那么多吗？它是否也如黑格尔所言“存在即合理”？

　　 人民大学性社会学研究所此次调查的结果出乎调查人员的意料：有过婚外性行为的人只占被调查人数的１６％。“和许多人一样，我们原以为这类人的队伍肯定庞大，事实上并非如此。”潘绥铭教授坦率地说，“性行为毕竟不同于其他行为，一些人那样说甚至怀有‘贼心’，并不意味他们就一定会那样做或做得到。这与很多客观因素有关。”

　　 有关婚外性行为的其他调查结果，几乎都在潘绥铭教授的意料之中，只不过数据有些出入罢了。人们的性观念呈多元化状态，但总的说来比前些年开放：被调查人中４２．５％的人（男５０．６％，女３４．６％）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惩罚婚外恋和第三者，尽管只有４．６％的人（男６．８％，女２．３％）倾向于婚后仍然可以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细量分析，这种宽容可能性的增加与人们的文化程度高低、收入多少等因素成正比：文化程度每高一级，宽容可能性增加１５％；个人收入每高一级，增加９％。此外，干部与知识分子的宽容可能性，是其他职业的人的１．９倍和２．３倍。

　　 潘绥铭教授坦率地说：我们不能回避现实，假如所有的婚外性行为都是出于真情实意，那么其合理性就不应否定。因为，它的出现一定程度上与夫妻感情淡漠、性生活质量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