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能指责他，这是职业小说家必须持有的态度，这也应该是一个人活着的态度。遗忘是一种能力，是上帝对不幸的人们的祝福。何况李欣平倒也不失为一个善良的人。
我吸吸鼻子，时间微微扭曲了一下。一个灰蒙蒙的下午出现在我的眼前。这种“灰蒙蒙”用小镇人的话来形容格外准确，“太阳和月亮一个样，晴天和阴天一个样，鼻孔和烟囱一个样。”天气很干燥。混杂着粉尘的空气被风塞入人的嘴鼻。隔几十分钟，拿手帕纸往脸上一抹，上面会出现一块黑迹。路边的楼基本上都是三层，灰黑色的墙壁上残留着斑驳的石灰标语。水泥路并不平整，被承载煤块的重型卡车啃得坑坑洼洼、高低不平。蹲在街头的小镇人扯着嗓子说话。李欣平下了车，狐疑地打量四周。他理着北京那时最时兴的板寸头，人并不精神，眼里有憔悴，嘴唇上结了一层硬壳，里面泌出少许血迹。他在招待所找了一间房。木架床上的被子油腻发亮。被子下面垫的是干草。躺上去，底下窸窸窣窣响。床的脚与已经腐朽的沙发的四只木脚一截一截地矮下去。李欣平躺在床上剥了一会儿指甲，起身胡乱地洗了把脸，拿着相机出了门。经过这些年，小镇破落了。地底下的煤都挖得差不多，年轻人多半去了伟人在南边划的那个圆打工。整个小镇显得非常肮脏。棉絮似的黑雾在空中团团乱转，每幢房子仿佛都披上一层黑纱，看不大真切。李欣平凝视路边那些枯瘦的不断咳嗽着的女人、手腕齐肘而断的脸色死灰的男人，心中五味杂陈。他手中的相机引起不少人的窃窃私语。这让他难为情。在靠近煤矿的路上，走过几个背着竹篓的人。他们穿着褴褛的衣裳，肌肤暴露在外，形容像一块块烧得乌黑的木炭，或者说是一群来自午夜的鬼魂。除了眼睛与牙齿，他们全身上下都是黑的。比在北京王府井街头出没的非洲兄弟还黑。黑得令人异常难受。竹篓很重，有半人高。涔涔汗水顺着他们的额头滑过他们的脸颊再滴在地上。他们要把煤块从那些分布在陡峭土坡上的煤洞里背到便于卡车运输的平坦处。一趟来回，得走三百多米。煤的品质比较差，是“鸡窝煤”。煤层分布在山体里的石灰岩缝隙中。所谓煤矿，不过是东一个西一个的洞穴而已。挖煤的人光着身子拿着铁钎钻进去。隔一会儿，从洞里钻出来，把小竹篓里的煤块倒入守候在洞口的背篓人背后的大竹篓里。
李欣平在电视里看惯头戴射灯藤帽的矿工形象，一下子还没法接受这些赤身裸体的矿工们，拦住路边捡细煤块的小孩，掏出两块糖果，问这是怎么回事。孩子接了糖，把这两粒来自北京的奶糖研究半天，不大明白这世上还有这样愚蠢的人，吐出四个字，费衣服呗。用不必花钱购买且还能不断再生的皮肉来代替衣衫，这确实是一笔经济帐。李欣平感叹半天，拍了几个背篓人的特写镜头，愣住了。背篓人多是一些老者与中年妇女们。可他分明在他们中间看见一个短发女孩，一个正处于发良阶段的羸弱的女孩儿。她细小的脸几乎要贴着坚硬的地面。她不在是走，是在爬啊。走不了几步，她就停下来大口喘气。若不是她在擦拭汗水时露出的容颜，以及她胸脯上的微凸，李欣平还真不敢判断她的性别。女孩儿雪白的牙齿与脸上的黑形成极强烈的对比。她慢慢蠕动。是的，蠕动，只比静止快那么一点。一个个背篓人不断地超过她，没人上来帮她一把。他们沉默地行走，像一条条正拧出水的毛巾。他们的背比弓还弯，脚掌撑在地上，在坚硬的路上撑出一个个凹。不能指责他们。没谁有权利指责他们。女孩儿从李欣平身边一点点走过去，牙齿咬在嘴唇上，像一只透不过气来的甲壳虫。她与其他背篓人不同。并非是因为她的年龄与性别。
李欣平蹲下身，开始拍女孩儿，从各个角度拍。这女孩脸上有让人心碎的东西。女孩儿放下背篓，活动手脚，走到李欣平面前，仰起脸，用非常标准的普通话说道，你不能拍我。除非你付钱。女孩儿撸起袖管擦拭黑乎乎的颈脸，眼神是倔强的。李欣平有点尴尬，刚才他替小镇人拍照时，他们要么是惶恐地逃开，要么是在镜头前跳起窜落。他没想到一个做苦力的黄毛丫头会张口问他要钱。李欣平从兜里摸出十元钱。女孩儿的手指在钞票摸过一遍，有点儿犹豫，想说什么，又把那句话咽下，重新吐出一句，你拍吧。李欣平端起相机。女孩儿把钱塞进兜里，不再理他，径自干活。女孩儿细细瘦瘦的手在镜头里格外刺眼。她脚下穿的是开了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