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他就到居委会，找张主任去了。看到钟典愤怒和因睡眠不足而苍白并微微有些扭曲着的面庞，张主任凭他多年搞政工的经验，和积累下来的察颜观色的技巧，就知道他大概已经什么都知道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啊！他自然不会用“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来形容此时的场境。
张主任招乎钟典说：“老钟，过来坐，别着急，一切都好解决。”不知道为什么，听张主任这样一说，钟典的心情竟然就平静了一些，但他还是自嘲地说：“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句子话是他早就想好的，要说的第一句子话，用革命先辈的话来压现在的贪官。
果然张主任就听懂了，他哈哈笑着说：“老钟啊，你用革命烈士的诗来说你的事，有点不太合适呀！”张主任这一句话一出口，钟典就觉得自己说错了话，被人抓住了小辫子。他一下子就紧张了起来，说：“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那是什么意思啊？”张主任一占到上风就步步紧逼。其实从钟典一开始就紧张，这一点来判断，钟典还是一个讲道理的人，张主任最怕的就是那种横人，什么道理也不说，一上来就来个——一哭、二闹、三上吊——这种人才最难对付。因为道理是没有“道理”的，“道理是辩出来”，所以道理是掌握在会“说道理”的人的嘴里的。人们不是常说“官字两张口么……”这就是说，可以把死的说成活的，也可以把活的说成是死的。
张主任并没有一棍子打死，逼着钟典挖自己思想根源上的错误，而是将话题一转，说：“你也知道，对你的处理是符合政策的，”说着他从书柜里拿出一本白皮书，翻到其中的一页，指着其中的一句话说：“你看，这里都写的明明白白，失踪了两年以上的，从法律上来说就可以算是死亡。当然，我们的工作也会有失误，你也不要把问题扩大化。你看这样行不行？把你的户口再上起，将低保再给你办起，把应该补的都补给你，一分钱也不会少你的。”
钟典刚从乡下回城，感觉自己的思维迟顿了许多，他也不知道应该怎样回答，更不知道怎样应付眼前的事情，他回答道：“感谢党，感谢政府对我的挽救。”
张主任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有一句话不是这样说，我们是人民的公朴。”张主任在这时的口气显然轻松了许多，他拿出了一个计算器，在上面边按边说：“按两年前补偿的标准，一个平方一共补1989元钱，你的房子一共是64平方，64乘以1989等于127296。因此现在你应该得的实数就是127296元。”
十二万七千多元？钟典从来都没有想过自己这一辈子能够一下子拥有这么多的钱，他顿时就觉得脑子里一热，什么事都想不清楚了。剩下的就是张主任指使着他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签字。
最后，张主任问他：“你有银行帐号么？”
钟典答：“我有一张农行的卡。”
“你把卡号给我。”
钟典将银行卡拿出来递给面前的这个已经渐渐变得虚幻的人。那个人将卡号逐一的抄下来，再又递回给钟典说：“这笔钱今天下午我就会打到你的帐上。”
事情就这样完结了，好像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确实，一直到此时钟典都以为自己是一个利益的获得者。他顶着胸就走出了居委会，阳光干净的就像是被含有洗衣粉的水洗过了一样，除了一个颜色——